西山煤电党委对两节期间干部作风建设提出要求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在学术研究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即由历史中的师徒传承式学术小作坊制作发展到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学术生产场域的批量产出的情况下，缺乏严肃而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机制，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

(3)同时，在尽量遵从现代化的法律的同时兼顾可能主要具有的仍然是传统中国法律观念的普通民众之诉求。第三，在当下中国，至少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法官群体还是非法官群体，都认为体制以及环境因素是制约或影响司法公信力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随后，笔者以司法公信力在这三个项目下交叉检索，共检索到407篇文献，其中，发表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为135篇(其它的为博、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文章或非学术杂志文章等)。基于如上原因，笔者认定在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法律方法论的分析、研究之前，应首先对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之经验现状进行较为充分的考察，这既为前者的展开提供经验基础，也为前者的顺利进行提供一种经验参考以及一副必要的解毒剂。加强说理，认真拟定判决书。因为那样意味着司法系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司法，进而意味着司法作为一种与其它国家公权不同的权力类型、也即作为一种独特国家公权之资格的丧失：涂尔干(E.Durhkeim)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事物的效用虽然不是事物存在的理由，但是，一般地说，事物要能够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但如上这组数据多少能够从一个侧面佐证笔者正文中的如上观察。

课题组认为，这种情绪可能多少会影响至少这部分受访者的测试可信度(Test Reliability，即受访者的回答是否确实针对着本问卷的问题作出了真诚回答，并且确实对于本问卷调研具有统计意义)。为了不至于使他(她)们今后在自身法院系统的顺利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处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既不交代其供职法院具体名称、也不交代其具体姓名而仅仅交代其姓氏首字母的方式表达本人对他们在这次调研过程中给予的巨大、耐心而高效之帮助的衷心感谢。1993年《曼谷宣言》是亚洲国家为了参与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而阐述的亚洲国家人权立场，它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指出人权具有普遍性的同时特别强调人权的实现应该考虑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主张不能以西方的普遍人权价值观和人权标准片面地要求其他存在不同于西方国家国情的地区和国家完全采用同样的观念和标准。

1993年6月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召开前后，部分东盟国家的人权立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亚洲价值观的大讨论，东盟也不得不对人权问题进行公开回应。[26]Li-ann Thio, supra note 24, at 45. [27]See Gino J. Naldi, The 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Damp Squib？22 Sri Lanka JIL 1，1 （2010）． [28]See Andrea Durbach, Catherine Renshaw＆Andrew Byrnes, ‘A Tongue but No Teeth?：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Human RightsMechanism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31 Sydney L. Rev. 211，211 （June 2009）． 进入专题： 东盟人权宣言 人权 。但1993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并没有完全采纳《曼谷宣言》的立场。对于致力于区域整合的东盟来说，宣言的通过既是东盟往政治一体化方向迈进的象征，也是继设立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之后东盟区域性人权机制建设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的标志，宣言可以说为将来东盟建立更强有力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9年10月，东盟正式成立了由各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并且很快就将制定《东盟人权宣言》作为该委员会的重要使命。印尼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倡导人权亚洲价值观最积极的东盟国家之一，其在当时曾因对华裔族群的暴力事件以及占领东帝汶期间的作为而备受国际社会指责，但进入21世纪印尼的民主制度开始逐步稳定之后，印尼又转身与菲律宾和泰国一样成为积极推动东盟采取更积极人权政策的东盟国家。

人权的亚洲价值观不仅在1993年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上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而且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热议的主题。批评泰国法律规定的冒犯君主罪以及禁止对君主进行批评的做法侵犯言论自由，政府拥有和控制广播电视的做法有违新闻自由，而泰国在其南部伊斯兰叛乱地区实施的《紧急状态法》则侵犯一系列人权。在建立覆盖全亚洲的区域性人权机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建立亚洲次区域人权机制就成为一个更加可行的选择。为了实现同一个愿景、同一个身份和同一个关爱和共享的共同体的目标，东盟2007年通过了《东盟宪章》，从而为东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确立了全面的法律和机构框架。

不仅如此，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超乎寻常的巨大差异（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极大差异）使得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差异也极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东盟能够在人权问题上迅速采取强有力的统一政策是不现实的，因此，东盟的区域性人权机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不得不保持只有舌头，没有牙齿[28]这样一种状态。它一再强调所有人权的普遍性、客观性和不可选择性，必须避免在实施人权时采用双重标准，并避免其政治化。要知道，自1993年《曼谷宣言》通过之后到现在已经有20余年，东南亚国家原来那些力主人权亚洲价值观的领导人（如李光耀、马哈蒂尔和苏哈托）即便仍然健在，其影响力也已经大为消退。一、《东盟人权宣言》产生的背景、经过和影响 《东盟人权宣言》是东盟地区人权政策逐步演变的产物，而东盟人权政策是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浮出水面的。

第13条有关禁止奴役条款比公约增加了任何人都不受人口买卖或贩卖（包括贩卖人体器官）的规定。[24]Li-ann Thio, Implementing Human Rights in ASEAN Countries:‘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2 Yale Hum. Rts.＆ Dev. L. J. 1，19，51（1999）． [25]东盟与西方人权外交的博弈过程，可参见于臻：冷战后东盟对西方人权压力的反应及其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54-57页。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的表达自由只能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的目的由法律予以限制。不过，对于美国的这种要求，东盟却始终不为所动。

该宣言第8条宣称尽管人权具有普遍性，但应铭记各国和各区域的情况各有特点，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应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根据公约的规定，国家即便是依据法律也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但很显然，如果根据《东盟人权宣言》第11条，国家依照法律就可以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这就使得生命成了国家依照法律就可以任意剥夺的东西了。第28条有关适足生活水准权的条款不仅比公约更加明确地罗列了食物权、衣着权和住房权，而且明确将享有医疗保健和必要社会服务的权利、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的权利也作为这个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宣言中如此宽泛的权利限制条款确实大大超出了目前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如果单从《东盟人权宣言》规定的内容看，它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内容最为全面的人权宣言之一。[11] 国际社会对《东盟人权宣言》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表明东盟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和观念的诸多一般原则上，但也指向个别具体权利的表述。

但与上述区域相比，亚洲迄今仍然没有一个适用于全亚洲的区域性国际人权公约，更谈不上存在保障人权的区域性国际人权法院，甚至连一个不具法律效力的综合性亚洲人权宣言也不存在。1993年7月，第26次东盟外长会议通过的会议公报首次将人权作为公报的重要内容。

这些规定吸收了1993年亚洲国家通过的《曼谷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的部分内容，但也有某些不同于上述文件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人权状况协调委员会现任主席弗斯特（MichelForst ）就认为，《东盟人权宣言》生命权条款中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有可能被各国用来阻挡国际人权机构调查执法机构过度使用武力以及继续使用死刑的借口，而第6条有关权利行使须与义务履行相平衡的规定也会使政府在更大范围内任意、不对称和不必要地限制人权。

[1]这是东盟首次公开声明要考虑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问题。公约第20条也只是要求法律禁止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和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的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

三、《东盟人权宣言》与亚洲价值观的渊源 人权的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人权话语中最热门的话题。例如，该宣言第2条反歧视条款规定的禁止歧视的理由中，明确增加了年龄和残疾两个因素。东盟自1967年由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正式成立以来，一体化进程一度非常缓慢。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文莱、柬埔寨诸国尽管有时也赞同印尼等国的观点，但总体而言倾向越南、老挝的立场。

根据2003年10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发表的《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东盟一致决定于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东盟对于成员国的人权可以说采取了一种称之为建设性接触[26]的策略。

可以想象，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加速，缅甸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也将会发生一些改变。[18]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印尼等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是在威权统治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权亚洲价值观的说服力。

2004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就曾指出，在亚洲52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全部加入了联合国七大核心人权公约，因此必须充分意识到要在这个如此广袤和多元的地区达成建立人权机制的共识存在极大的困难。东盟成员国的扩大虽然使得东盟内部更具多样性，但这并没有妨碍东盟往一体化迈进。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盟也加快了一体化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东盟陆续接纳了越南（1995年）、老挝（1997年）、缅甸（1997年）和柬埔寨（1999年）这些新的成员国（文莱于1984年加入）。在人权文书中出现有关个人应负之义务的规定并不新鲜。这不仅体现在东盟各国中还有新加坡等四个成员国迄今未加人联合国两大核心公约，而且还体现在绝大部分国家都对国际人权个人申诉机制持排斥态度。而《东盟人权宣言》不仅把享有安全、干净和持续的环境的权利视为每个人的权利，而且还把发展权与和平权都视为每个人以及东盟各民族享有的权利。

早在197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就呼吁那些人权领域还不存在区域性安排的国家考虑同意在各自所在区域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需的适当区域性机制。与《东盟人权宣言》第8条一样，第6条把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相平衡作为一项宣言原则也意味着它适用于宣言规定的所有权利，包括那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的即便在社会紧急状态下也不得予以克减的权利，并且这也暗示国家可以以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为由限制权利。

由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主导的《东盟人权宣言》从起草到通过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起草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权利限制条款在国际人权文书中并不鲜见，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就规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惟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2012年11月18日，参加东盟国家峰会的东盟十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东盟人权宣言》，这不仅标志着东盟在建立东盟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也标志着东盟在建立亚洲次区域国际人权机制方面迈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大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东盟人权宣言》的规定就是合理的，因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这些可以构成限制权利正当理由的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因素都只是针对具体的某项权利和自由而言的，而《东盟人权宣言》第8条的规定却使以这些因素为由限制权利成了适用于其确认之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般原则，这就意味着，即使是那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不可克减的权利和自由（如不受奴役的自由，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等），东盟国家也可以以此为由进行限制。